众鼎号国际关系论文 篇一
关键词：近现代 广东梅州 报人报刊 客家文化 新闻出版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8-0020-04
梅州地区素有“文化之乡”、“华侨之乡”之美誉，这里地灵人杰、名流辈出，这些历史人物，在中国历史或梅州地区历史上享有他们的位置。本文以梅州地区近现代新闻出版历史人物为线索，简要介绍他们办报的概况和发展轨迹。通过这篇专题资料，可直接了解到该地区创办了多少报刊，什么名称，何时何地、何人创办，并对创办者的生卒年、里籍、字号、笔名，主要著述以及海外潮人办报的基本情况等都一并列举。为研究近现代梅州地区新闻报刊出版史和文化史，提供了一份常备、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本文收录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在报刊史上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已故梅州地区报人共100人。资料编目先以人物姓氏音序排列，其次再按人物出生前后顺序编排。
陈茹玄（1895-1955）字逸凡，兴宁人。1912年秋考取省官费派赴美国留学，入美国依利诺大学攻读政法学，后入纽约哥伦比亚研究院专攻宪法及国际法，得法学硕士学位。曾任职美国联邦法院，主持出版美洲《少年中国》、《民气周刊》。1921年春回国，出任上海全国总商会月报编辑，兼《政学丛刊》总编辑。1924年任东南大学校长，主编《东南丛衡》周刊。
陈子明（1901-1947）名亮，别号胜标，兴宁人。1925年在国立东南大学毕业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是我国知名的教育家。曾任华南师范学院教授、系主任和教务长，负责主编《华南师范学院学报》、《中华教育月刊》。
陈恩成（1902-1964）梅县人。1934年秋从美国回国，旋任广州《民国日报》编辑、广州《中山日报》撰述主任。1938年广州沦陷后，在重庆任《扫荡报》副总编辑。1943年又兼广州《中山日报》总主笔，1944年夏，奉命筹设梅县《中山日报》并任社长。1949年赴台湾，并主编英文《中美月刊》、《今日中国泰》。
陈培（1926-1986）原名陈棣尧，笔名陈漫天，五华人。1948年赴广东九连山游击区先后任《燎原报》记者，《粤赣报》总编辑。建国后，任《东江日报》总编辑。1951年秋调《南方日报》工作，任记者、部主任、编委、副总编辑、总编辑等，其间并参与创办《广东农民报》的工作。八十年代任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副会长、广东新闻学会会长。
蔡炽三（1860-1929）原名友焕，别字文华，梅县人。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曾在新加坡出资创办《南铎日报》。
蔡亚萍（1908-1989）梅县人。1935年毕业于广东法科学院（中山大学前身），1943年创办《嘉应日报》。
刁作谦（1880-1975）字成章、德仁，兴宁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复入英国剑桥大学，1910年回国应留学生试、举进士、授翰林。翌年，充英文《北京日报》主笔。1920年任清华大学校长。后历任我国驻外参赞、总领事等。
邓文钊（1908-1971）五华人。1941年在香港协助廖承志创办《华商报》社，出任报社副总经理，《华商报》于1941年4月8日正式创刊出版。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华商报》被迫停刊。抗战胜利后，协助饶彰风进行复刊筹备工作，出任报社董事长兼督印人，《华商报》于1946年1月4日正式复刊。
杜埃（1914-1993）原名曹传美，笔名T. A、欧阳瑞薇、陈拜士等，大埔人。“八・一三”凇沪抗战时期，和中山大学同学出版刊物《火花》两期。1932年秋，同蒲特（饶彰风）等创办进步文艺刊物《天王星》。1933年12月又出版“左联”和“社联”的秘密刊物《新路线》。1939年被调往香港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任《大众日报》文艺副刊主编。1940年受委派到菲律宾创办《建国周报》，任主编。1947年由海外回香港，先后在《华商报》和《群众周刊》工作。1949年离开香港，参加广州的接管工作。随后创办了《南方日报》，参加该报社的领导工作。
冯（1908-1931）别名冯斌、张蔓蔓，兴宁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3月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曾东渡日本留学。1926年主编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梅县委员会出版的《少年旗帜》半月刊。
冯剑南（1911-1961）笔名d南，丰顺人。出身于泰国。抗战胜利后，在泰国创办《民主新闻》周刊和《曼谷商报》。喜爱诗歌，出版有《红痣》诗集。翻译了苏联诗人普希金的长诗《欧根。奥尼金》并出版发行。
郭渊谷（1876-1929）字锦泉，1906年在星洲参加同盟会，后旋归故里丰顺，进行反清活动。1911年参加孙中山发起的“同德书报所”，又与革命志士成立“星洲书报社演说团”，“开明演说书报社”等。
郭瘦真（1900-1980）又名秋煜，汉鸣等，大埔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7月省港罢工委员会成立后兼任总工会宣传部主任、《工人之路》编辑、团广东区委书记、中共潮梅特委书记。
高丽生（1917-1974）丰顺人。193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派往晋绥边区《抗战日报》任编辑、记者、特派记者。1949年冬随军南下，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总编辑、中共西南局重庆《新华日报》总编辑和副社长。后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1957年7月调到《工人日报》先后任副社长、社长兼总编辑。
古直（1885-1959）字公愚、号层冰，梅县人。1906年加入同盟会。后奉派任汕头《中华新报》编辑，1913年创办汕头《大风日报》并任社长。著有《层冰堂文集》、《曹子建诗笺》《钟记室诗品笺》等。
候志明（1896-1980）梅县人。1925年投身革命，进入黄埔军校。参加过东征、北伐，曾担任杭州《民国日报》总编辑。
侯桐（1909-1983）原名雨民，曾用名栽萄，幼名宏昌，梅县人。1932年8月到英国伦敦留学。1933年春参加中文宣传刊物《解放》的写印编辑工作。1937年在郑州开始筹办《大刚报》，任主笔，宣传抗战主张。
何耀秋（1900-1960）字菊天，家名庚喜，梅县人。早年侨居英属殖民地。1924年归国后在广东从事教育工作。1938年底，与当时梅县新时代书店经理林伟民等人集资创办了《华侨公报》。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今梅县人。举人出身。1877年任驻日公使馆参赞，任内介绍中国文化，研究日本文学、历史。1894年回国后，出资参与创办《时务报》，以救亡图存为己志，力谋中国的独立富强。著有《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日本杂事诗》等。
黄药眠（1903-1987）原名黄访，又名黄吉，梅县人。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事爱国民主运动。曾主办《人民报》《民主星期刊》《光明报》。著有《黄药眠诗集》、《黄药眠美学论文集》《黄药眠自选集》、《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等。
黄春英（1908-1952）又名履巽，梅县人。三十年代初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1939年抗战期间，曾利用《民国日报》副刊出版《梅县妇女》周刊。
洪启翔（1903-1988）别名平健、平田，梅县人。1928年东渡日本求学，“九・一八”事变后回国。1932年任南京《国际日报》社总编辑。1938年与他人筹办《自强报》后未及出版。著有《古代中日关系之研究》、《日本明治维新的性质与内容》等十余部。
胡一声（1905-1990）原名水廷，化名蔡若愚、何冷、高松等。梅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留学日本，毕业回国后，参与创办上海引擎出版社，发行《现世界》刊物。1943年奉派任第七战区编纂委员会主编，出版《新建设月刊》等。1948年在香港，主持《南方论坛社》。
荒烟（1920-1989）原名张伟耀，曾用名张亘、张燕平，笔名雪松、白荻，兴宁人。1940年任福建省军管区政治部《大众画刊》编辑，1941年5月主编江西分宜县的《华光日报》副刊《战地真容》半月画刊。1941年后转至赣南，先后任赣州《正气日报》及副刊《版画周刊》、《时代中国》、《青年报》的美术编辑，1946年任台北《民报》副刊兼任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光明日报》美术编辑、美术部主任等职。一生创作甚丰，是我国著名的版画家。
李全秀（1890-1944）字百呈，又名李章权，梅县人。1929年任毛里求斯华商总会会长。1934年任毛里求斯新华小学校长，集资创立了华侨书报社和国乐社。为了及时传达祖国信息，弘扬中华文化，捐资、集资在毛里求斯创办了第一家中文报纸《华商日报》。
李金发（1900-1976）原名李权兴，表字遇安，又名淑良，梅县人。1928年与林风眠创办杭州西湖国立艺术学院，任雕塑系主任。在杭其间，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美术杂志《美育》。1941年回到韶关，任广东省革命博物馆馆长，同时与人合作，创办文艺刊物《文坛》。是中国现代象徵诗派的先驱。
李伯球（1904-1986）又名李琳，梅县人。1935年初赴日本留学，旋返国。1941年曾在《光明日报》工作。1946年后在港创办《人民报》反对内战。建国后，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林百举（1881-1950）原名钟蝾，号一厂，梅县人。1902年曾任《岭东日报》编辑、记者。1907年冬受谢逸桥之聘，任汕头《中华新报》记者，加入同盟会。1911年在潮州创办《新中华报》，后在上海创办《太平洋报》任编辑。1913年协助谢逸桥创办汕头分部机关报《大风日报》。
林风眠（1900-1991）原名凤鸣，梅县人。1928创办杭州西湖国立艺术学院，任院长，翌年组织“亚波罗社”，创办《亚波罗》杂志。著有《成功绘画新论》、《林风眠画集》等。
罗志甫（1898-1988）家名元俊，字东杰，别号浮生，兴宁人。1945年与中共地下党员组织进步团体“中流出版社”，被选为社长。翌年“中流”迁往广州，出版进步杂志《世界新潮》半月刊。
罗明（1901-1987）原名善培，又名亦平，大埔人。1924年冬在厦门出版《星火周报》，宣传马列主义。192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罗秋天（1902-1987）原名筹添，又名若雪，大埔人。1929年赴新加坡。1939年后历任曾任《星中报》、《总汇报》、《星州报》等报社编辑。1950年回广州任职于广州《联合报》和《广州日报》。
罗清桢（1905-1942）兴宁人。1930年毕业于上海新华艺专。在鲁迅的指引、教导下，以木刻画为主要形式，走上木刻艺术创作道路，成为我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先驱。1940年春曾主编《华光日报》副刊《战地真容》半月画刊，报道抗战情况，教育军民。
罗香林（1906-1978）字元一，号乙堂，兴宁人。1926年入读清华大学史学系。1932年后历任广东通志馆纂修，中山大学、南京中央大学、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馆长，曾创办《广州学报》、《书林》。著有《客家研究导论》、《国父家事源流考》、《中国族谱研究》、《1842年以前之香港及对外交通》、《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乙堂文存》等。
罗理实（1912-1967）原名天真、雁子，又名李实、蓬鸟，大埔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后在香港参加《战鼓》、《华侨通讯》等编辑工作。1940年赴菲律宾，任《建国报》《华侨报》编辑、总编等。
梁瞿希ǎ-1940）字新喜，梅县人。幼年赴马来亚，1910年加入同盟会，资助革命。1912年被选为霹雳部长，1938年创办《马华日报》《霹华日报》。
梁若尘（1903-1990）原名公溥，丰顺人。1923年中学毕业后赴汕头，任《潮商公报》记者。1925年在潮梅通讯社当记者。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创立汕头国民通讯社。1927年初创办《岭东日日新闻》；11月任黄浦军校校报《黄埔潮》主编。后赴新马泰等国，抗日战争爆发，以新加坡《南洋商报》战地记者身份回国。此后组织国统区和香港开展进步新闻工作，创办和协办了多种报刊，还参与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复校工作。建国后，历任《联合报》管委会副主任兼经理、《广州日报》经理等职。
梁锡佑（1904-1990）梅县人。曾就读于广州岭南大学。1933年被举为巴达维亚（雅加达）中华商会董事、华侨书报社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天声日报》副社长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协助《天声日报》复刊；创办《自由报》，任副董事长。
刘希龄（1910-1979）梅县人。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太岳日报》副编辑、《人民日报》编辑部大组组长、《北平解放报》编辑主任。建国后，历任《云南日报》副社长和总编辑、《云南日报》党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等职。
刘士雍（1920-1984）英文名Philipshee-Yung Liu，又名PhilipLi，梅县人。1949年始在纽约州的报馆当记者，1952年至1956年转往亚利桑那州《每日星报（Daily Star）》任记者。1957年受聘为美国波尔的摩之《美国新闻报（News American）》的电讯版编辑，至1965年转任美国十大权威报之一《波尔的摩太阳晚报》编辑，1972年升任为编辑部主任（Chief of the Copy desk），直至1980年退休。
连贯（1906-1991）大埔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港期间，协助廖承志做了大量的华侨、统战工作，创办《华侨通讯》，协办《大众日报》，主持复办《华商报》等报刊。
篮裕业（1902-1928）原名钦彝，大埔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创建广东新学生社，任《新学生》杂志主编。1925年8月任《工人之路》总编辑。1928年任中共潮梅特委书记，同年被叛徒出卖杀害。
廖经天（1913-1998），原名廖兆祥，字经天，梅县人，1926年在梅县学艺中学读书，加入共青团，投身革命。1931年流亡到南洋，先后创办了《嫩芽》、《摩登》等刊物，宣传马列主义，传播新文化运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1938年2月抵延安，作为战地记者，采写了许多重要消息和通讯。1946年服从组织安排，克服困难，赴热中创办《热中报》。建国前后，参与筹建《新湖南报》，历任《新湖南报》副总编辑；《桂北日报》总编辑、社长；《广西日报》副总编辑、总编辑和社长；1952年冬出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后创办《传记文学》刊物。
廖周行（1921-1986）原名伟生，祖籍大埔，出生于马来西亚。1939年5月加入。后历任马来西亚人民军中队政训员、直属队马共产党代表、独立队司令部秘书兼《尖兵》报主编。1949年回到祖国中共游击区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要从事派活动和侨务工作。
梅林（1908-1986）原名张芝田，笔名微灵、穆林、文林等。大埔人。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发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任秘书和会刊《抗战文艺》、《中国作家》编委。著有小说《婴》、《青岛童话》等。
蒲风（1911-1942）原名黄日华，又名黄飘霞，梅县人。1937年8月《中国诗坛》主编。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著有诗集《茫茫夜》、《钢铁的歌唱》《可怜虫》《六月流火》。建国后结集有《蒲风诗选》《蒲风选集》等。
钱热储（1881-1938）笔名半聋，大埔人。晚清秀才。辛亥革命时为同盟会会员。曾在潮州创办《嬴洲日报》任社长。民国后，为《汕报》主笔、编辑等。20年代还主编“公益社”刊物《公益月报》。
丘哲（1885-1959）字晓芙，梅县人。1906年加入同盟会。曾参加黄花岗等起义。1912年抵日留学。抗日战争爆发后，组织统一社，创办《前进日报》，主张民主团结抗日。1944年任民盟中央委员。次年底在香港组建名盟南方支部，任副主任委员；创办《人民报》，反对内战；著有《断金零拾》。
饶彰风（1913-1970）原名饶高评，别名蒲特，大埔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被派往香港，主持《正报》《华商报》，并任香港新华南通讯社社长。建国后，历任广东省新闻出版处处长，《南方日报》社长等职，被迫害致死。
沈建图（1915-1955）原名沈庆林，笔名吴敏，梅县人。1938年从香港赴延安，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华日报》（华北版）英文电讯翻译、延安交际处英文翻译和新华社英文广播部编辑、组长、主任。1951年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新闻处处长。越年任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主任、新华社党组及编委会成员。1955年4月11日在赴万隆参加亚非会议报道工作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宋中铨（1905-1962）梅县人。20岁入苏州东吴大学，后去南洋吧城任《新报》编辑。1928年夏被《新报》聘约为驻南京特约通讯员，直到1960年3月《新报》被封闭，后转任八华校长。
唐陶华（1907-1979）兴宁人。1934年春大学毕业，1945年1月进入美国威士康辛大学研究所留学。1948年9月回国，1950年到广州进入南方大学学习。次年春，在广东省文理学院、即后来的华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授。在华师除教学外，曾担任历史系编辑的《中学历史教学》主编、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理论与实践》编委和广东历史学会理事等职。
温廷敬（1869-1954）字丹铭，号止斋，早年笔名讷庵，晚年自称坚白老人，大埔人。从1891年至1904年他多次应乡试，失意科场。1899年在汕头参与创办岭东同文学堂，传播新学。曾先后主持汕头《岭东日报》《公言日报》笔政。1924年任汕头孔教总会主办的《铎报》主编。毕生勤奋治学，著有《补读书楼文集》《经史金文证补》《广东通志列传》《潮州诗萃》等70多种专著。
温泰华（1892-1977）家名荣兰，字嶷立、云憔，梅县人。1914年东渡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留学，获医学博士学位。1925年学成回国后应聘任广东大学医学部教授、学长兼第一附属医院院长。曾主编出版医学期刊《大众医刊》。
温涛（1907-1950）梅县人。1929年进上海人文艺和上海艺大图音系学习。1936年在武汉曾参加过《大光报》的副刊编辑工作。抗日战争时期，曾在湖南衡阳湘江书店主编《新阶段》杂志、湖南茶陵县《开明日报》任副刊编辑；在广西桂林加入胡愈之等主办的文化供应社，任编辑，和曹伯韩、林山共同编辑《新道理》。
温流（1912-1937）原名梁启佑，后改名梁惜芳，梅县人。幼时随父赴南洋。1925年返籍读书。后曾成立绿天文艺社，主编《绿天》半月刊。1932年加入中国诗歌会，筹划组织广州分会，编辑分会刊《诗歌》，后曾主办《诗歌生活》及《今日诗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后在香港参加《战鼓》、《华侨通讯》著有《我们的堡》《最后的“吼声”》，出版有《温流诗集》。
吴郁青（1869-1949）家名顺才，蕉岭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曾赞助创建名噪一时的华侨报纸――《天声日报》。
吴公辅（1880-1951）蕉岭人。1906年―1925年侨居印尼。1919年与华侨书报社同人筹办《天声日报》，1921年3月《天声日报》正式创刊，1925年返回蕉岭任教育局长三年。1951年初夏因运动蒙冤自杀而逝。著有《与园诗草》一部。
吴伟康（1882-1947）又名觉民，蕉岭人。洪门领袖，通称“汉山大哥”。1908年赴荷属首府巴城（今雅加达），道出星洲。1919年与华侨报社同仁倡办《天声日报》，被举为副社长。1928年出任《天声日报》社长，主持报务。
吴奇伟（1890-1953）字晴云号悟生，大埔人。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湘南日报》社长等职。
吴康（1895-1976）字敬轩，号任韦，平远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赴法国留学，获得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与同学罗家伦、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等创办《新潮》杂志，提倡改革。是我国老一辈哲学与文学史家、教育家，一生著述甚丰，主要出版有：《比较文学》、《周易大纲》、《抗战史料》、《西洋哲学史》、《新人文教育论》、《苏格拉底哲学思想》、《希腊哲学之唯物思想》、《亚德来个人心理学》等。在台湾出版的《吴康全集（1-8册）》，超过1000万字。
吴继岳（1905-1992）原名珊珊、沉戈，梅县人，1917年到南洋谋生，1928年初任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新报》记者，1929年进曼谷《中华民报》当记者，1936年转到曼谷《华侨日报》任采访主任、副刊编辑、暹罗版编辑，1939年去新加坡《星洲日报》任记者、编辑。日本投降后回到泰国任职《中原报》，1953年与人合作创办《体育周报》并主持编辑工作。1970年任《东南日报》编辑主任、执行总编辑。1974年泰国《新中原报》创刊时，即进入该报直至去世，历任编辑主任、主笔、社务主任、执行总编辑等职。
吴忠翰（1921-1988）丰顺人。厦门大学毕业后从事美术工作，是著名版画家，早期木刻运动先驱者之一。搞日战争胜利后在台北市任《人民导报》艺术编辑及高雄《国声报》副刊编辑。1948年由台湾回厦门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星光日报》和《江声报》副刊主编。
魏育怀（1898-1986）五华人。广东大学毕业。参加过东征、北伐、凇沪抗战、“闽变”事件等。“闽变”失败后逃亡香港，编辑《大众日报》。
魏岸觉（1905-1952）家名亚标，五华人。北平国立艺术学院国画系毕业。拜吴昌硕为师，与徐悲鸿、黄宾虹、马万里等交往甚，为广西美术奠基人之一。抗战全面爆发后，从南宁回五华担任夏阜中心学校校长，创办《阜声》杂志，宣传抗日主张。
魏中天（1908-2010）五华人。1926年10月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后回乡参加农民运动，任赤卫队小队长。之后读过上海艺术大学，参加“闽变”倒蒋活动，曾赴日本留学，当过大学教授，去新疆从事新文学运动，1933年主办《文友》半月刊。抗日国共合作期间，在国民革命军任少将办公厅主任。后在香港创办中国文化馆任馆长，主编《我的母亲》丛刊。解放后曾任广东省政协委员，广东黄埔同学会理事，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
萧惠长（1876-1949）字整文，兴宁人。1894年中秀才。1906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被授为兴宁、五华、龙川三县同盟会主盟。1909年与张花谷等同盟会员，创办了兴宁县历史上最早的刊物《别溪杂志》。曾任辛亥革命兴宁光复首任县长等职。
萧殷（1915-1983）龙川人。原名郑文生，笔名萧英。曾任《新华日报》编委、延安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石家庄日报》副总编辑。建国后，历任《文艺报》编委，中国作协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学讲习所副所长，暨南大学教授，中央中南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广东省文联、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作品》月刊主编。著有小说散文集《月夜》，评论集《论文艺的真实性》、《给文艺爱好者》、《谈写作》、《鳞爪集》、《习艺录》、《论生活、艺术和真实》、《给文学青年》、《萧殷文学评论集》和《萧殷自选集》等。1985年荣获广东省首届文学评论荣誉奖，1986年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特别奖。
萧隽英（1901-1982）又名鹏魂，大埔人。1924年间在国立广东大学成立“新岭东社”、出版《新岭东》杂志，宣传进步思想。1926年9月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委员兼出版部主任，出版《人民周刊》。1933年日本留学回国后任中山大学教授等职，曾筹办《新宇宙月刊》、《群声报》、《大众生路》等进步刊物。
萧向荣（1910-1976）原名木元，梅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宣传部部长、军委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八路军军政杂志》编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谢逸桥（1874-1926）名元骥、锡元，又字乙桥，梅县人。1904年留学日本，次年参加同盟会，1906年归国。民国成立后，任同盟会汕头分部部长。1907创办《 中华新报》，1909再办《 中华新报》，1913年创办《大风日报》。
谢英伯（1882-1939）原名华国，号抱香居士，梅县人。21岁即任香港《亚洲日报》总编辑，评论时政、倡导女权。此后任职于《中国日报》、《少年中国报》、《民国日报》等报社。1910年赴檀香山，参加《自由新报》对保皇党笔战。著有《人海航程》等。
谢佐舜（1899-1986）又名耐寒、寸铁，梅县人。1929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教育系，旋即出任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华文《新报》总编辑。二战后重返《新报》，任副刊和画刊主编。60年代《新报》被迫停办后转为教育工作，继续为《火炬报》等报纸写杂文。1966年回国在北京定居直至逝世。
谢幼伟（1904-1976）字佐禹，梅县人。早年美国留学，回国后曾任广州《民国日报》主笔；1949年去印尼，任《天声日报》《自由日报》总编辑。1953年赴台湾任《中央日报》总编。著有《西洋哲学史》《伦理学方纲》《现代哲学名著述详》等。
谢永存（1906-1947）梅县人。1931任芜湖《民国日报》社社长。1935年任胶济铁路特别党部委员兼《胶济日报》社社长。1947年遇空难而卒。
徐俊鸣（1910-1989）梅县人。1935年中山大学地理系毕业，一直在中山大学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兼任《历史地理》杂志编委。是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
杨源（生卒年不详）字季岳，梅县人。清光绪二十四年进士。1902年与何士果（寿朋）、陈云秋、温丹铭等粤东一时名宿和著名学者，在汕头埠创办《岭东日报》，这是粤东有史以来第一家地方报纸。
姚宝猷（1901-1951）名良珍，字健生，平远人。1925年，由广东农工局科长调升汕头农工局长兼《汕头日报》社社长。1929年，任广东《民国日报》社社长兼中山大学副教授。1951年4月因不实罪名被错杀。一生著述甚丰，主要有《中国丝绢西传史》、《中国基督教史》、《日本近百年史》等。
杨逸棠（1902-1982）曾用名伯恺、翼棠、伯概、伯侃，梅县人。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助编《工人之路》日刊。当时正值省港大罢工，兼任办《罢工通讯》。1926年7月在衡阳创办《革命军日报》，10月在武汉兼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1948年冬在中共组织支持下，在港筹款出版《人民民主》半月刊。
杨奎章 （1921-2009）梅县人。1946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农学院农学系。历任梅州中学教员、教务主任，香港中国民主同盟主办的《光明报》编辑，《大众报》总编辑，广州《联合报》总编辑，《广州日报》编委、秘书长，广州市教育局副局长，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局长，党委副书记。第七、八届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及民盟中央委员、中央常委委员。
余森文（1903-1992）梅县人。大学毕业在家乡从事教育工作。1930年后在上海同济大学等任职，期间曾资助杨骚、欧阳山、张天翼出版《小品》月刊。1936年从英国学成回国后，再任同济大学教务长等职。期间，积极支持胡一声、郑天保等人创办“引擎”出版社并任顾问，还出版发行《现世界》半月刊。1938年10月，在广东韶关创办《北江日报》。 1939年在浙江丽水创办《民生日报》。离休后建议创办《园林与名胜》，并任该刊顾问。
袁文殊（1910-1993）别名文枢，笔名舒非，兴宁人。“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组织成立“广州前卫戏剧作者同盟”，被推选为常务干事，开始从事戏剧活动，创办《诗与剧》刊物，专门发表宣传抗日的诗歌和剧本。1936年秋参加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上海业余实验剧团”，从事革命戏剧活动，还参与章泯、葛一虹主编的刊物《新话剧》的创办活动。
张怀真（1871-1941）梅县人。清秀才、廪生。1906年加入同盟会，次年在汕头与叶楚伧等创办《中华新报》任总主笔、总编辑，嗣历任《大风报》《新岭东报》《平报》《汕报》社长兼总编辑。
张杜鹃（1874-1943）原名清源，字伟吾，兴宁人。青年时曾在村中设馆教学，后弃教到南洋谋生。在新加坡得遇孙中山先生并参加同盟会，曾任《兴中报》、《华侨日报》、《中华日报》主笔。
张花谷（1878-1966）讳毅公，别字警镛，晚年又号南村老人，兴宁人。1898年考取秀才。1903年冬参与创办兴民学堂。1906年加入同盟会。曾创办《别溪杂志》，宣传民主革命。1907年参加饶平黄冈起义。
张资平（1893-1959）原名张秉声，梅县人。1912年赴日本留学。1921年7月在日本京都与郁达夫、郭沫若、何畏、徐祖正等成立创造社，商定出版《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一号，于1922年3月15日由上海泰东书局印刷发行。1928年9月开办了乐群书店，10月1日出版了《乐群》半月刊，1929年改为月刊。1940年7月主编《中日文化》月刊。
张自铭（1897-1959）蕉岭人。1929年赴荷属爪哇，任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天声日报》编辑，1949年再赴雅加达任《天声日报》编辑及副社长。1958年去台湾。著《客族文献碎金》、《蕉岭先达诗话》等。
张公让（1904-1968）原名张其升，梅县人。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1949年迁居香港后，曾主编杂志《中国新医药》和《医学文摘》。
张综灵（1918-1968）原籍梅县，生长在汕头，17岁起即在其父张怀真主持的《汕报》实习。1946年到泰国，以一篇报道战后潮汕地区人民苦难的长篇特写取得曼谷《中原报》信任进入该报，任记者。1949年重返《中原报》编辑电讯和服务版。1954年起任曼谷《世界日报》副总编辑兼泰事版编辑，后任总编辑。1958年春再回《中原报》。著有《实用新闻学》《报学概论》《泰国华侨大词典》等。
张春汉（1918-1981）曾用名清仁、绍文，化名罗平，梅县人。《安徽日报》社党委第一书记、曾任安徽省委宣传部长兼省委委员等。
张华明（1921-1988）原籍大埔人，出生于印度尼西亚。1938年奔赴延安，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负责编辑出版《干部学习通讯》、《理论学习》。1959年11月任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刊物《上游》杂志社副总编辑。1973年2月主持创办了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校刊《理论通讯》（后改名《理论与教学》、《岭南学刊》。
钟公任（1882-1947）蕉岭人。早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加入同盟会。回国后赴印尼雅加达，任同盟会巴达维亚支部评议部部长。复被聘为《华铎报》《天声日报》总编辑。著有《公任文存》、《孙中山著述生涯》、《救国津梁》、《讨袁记》。
钟介民（1893-1964）原名纯颖，字建闳，蕉岭人。1936年赴新加坡，任《星中日报》《兴摈日报》总编辑。1950年在印尼任《天声日报》主笔，1952年赴新加坡任《南洋商报》主笔。著有《国际关系论》《近代人物与近代思想》《欧洲近代文化史》《国际公法要备》《首领论》。
钟天心（1903-1987）字汝中，五华人。先后毕业于南开中学、北京大学。曾主编《改造月刊》。后赴英国牛津大学和日内瓦国际研究院进行学术研究。回国后任中山大学教授等。抗日战争时期，创办《再生》、《生力》、《民主世界》、《新战线》等刊物。
邹琳（1888-1984）字玉林、号达公，原籍大埔，生于四川。曾任《民主报》、《民国报》主笔，《实录报》总编辑。1984在香港病逝。著有《邹琳年谱》。
邹 鲁（1885-1954）原名澄生，字海滨、号澄庐，原籍大埔，生于四川。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在广州参与创办《可报》。1914年任《民国》杂志编辑。1949年去台湾，著有《回顾录》、《邹鲁文存》。
赵一肩（1896-1946）原名良勋，梅县人。1938年与中共人士共同编印《国际新闻》三日刊。是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
曾觉之（1901-1982）原名展模，字居敬，笔名解人。兴宁人。19岁入北京大学预科，旋赴法。1929年学成回国，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继任北平中法大学文学系主任，兼《中法大学》月刊主编。
曾先宦（1915-1967）兴宁人。1935年偶然加入兴宁地方《时事日报》社工作，历任记者、电讯编辑、主笔、副总编辑等职。1941年与新闻界同仁创办了《天下报》（三日刊），负责“时事述评”专栏，宣传抗日救亡。1943年应聘到湖南耒阳担任《国民日报》总编辑。1944年耒阳等地沦陷后回到兴宁，继续在《时事日报》当副总编辑，实际主持编务工作。日本投降后，担任广州《华南日报》总编辑。1946年冬应聘担任《岭南日报》总编辑。1948年6月担任《广东日报》总编辑。《广东日报》被《中央日报》接收后，被任命为《中央日报》总编辑。去台后，应聘《联合报》副总编辑；兼任《国语日报》总编辑。
曾敏之（1917-2015）梅县人。海内外著名作家，诗人，报人。抗战期间参加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1947年曾因参加争取民主运动，被逮捕下狱。历任《大公报》记者、采访主任，暨南大学教授，1978年后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香港作家联合会会长。1939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杂文集《曾敏之杂文集》，散文集《望云海》、《文苑春秋》，专著《诗的艺术》、《古典文学欣赏举隅》等。杂文集《观海录》获1989年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他还致力于向内地推介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积极推进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曾任香港作家联会会长。香港文学促进会高级顾问，华夏民族杂志社总顾问。
总之，全方位寻根究源，收集整合该地区近代报人报刊史料，不仅填补这一研究领域“空白”，而且还能进一步认识梅州，探索客家历史文化走向，从而更有利于建设和发展梅州。本资料虽不能说是梅州地区报人的全部，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地区近现代报人报刊史的线索和轮廓。由于历史跨度较长和资料有限，所辑资料难免有遗漏和舛错之处，诚望专家和读者予以匡正。本编目是根据多种资料综合编撰而成，参考文献只列举重点阅读书目资料，恕条目中的引文免加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
[1]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757）
[2]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等。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M].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2
[3]黄伟经 刘发德。客家名人录：[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
[4]黄伟经。客家名人录第二卷： [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
[5]廖戈等。梅县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6]黄玉钊。梅州人物传：[M].梅州：梅州市地方志办公室，1994
[7]温原，温丹铭先生生平[A]，汕头市文史3卷[C] ―汕头：政协汕头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88.（102–116）
[8]阙本旭。清末民初时期潮汕报刊出版钩沉[J].图书馆论坛，2005（6）
作者简介：蒋冬英，女，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数字图书馆与知识服务；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 篇二
中国确立了未来发展目标，我们将继续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将坚持对外开放、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不断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较快发展势头。中国越发展，越能给世界带来发展机遇。——2013年4月25日出席中法商务论坛闭幕式时强调
这里是离太平洋很近的地方，大洋彼岸就是中国。我去年访美时曾讲过，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我现在依然这样认为。——2013年6月7日在中美元首会晤时说
中美联系紧密，利益交融。两国经济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其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努力，共同努力构建中美合作伙伴关系，走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2013年3月19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作为美国总统特别代表、财政部长的雅各布·卢时表示
化解修昔底德陷阱，从中华文化中寻找吸取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方法
虽然在历史上也有英美之间权力和平转移的特例，但西方国际关系的主流更认同所谓大国对抗的观点。这一说法的最早来源可以追溯到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总结雅典和斯巴达冲突的根源时指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他认为 “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
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实践及理论研究也支持这一说法。西方学者如保罗·肯尼迪和米尔斯海默等人在总结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实践时，也提出国家成长或者经济增长本身导致了扩张、竞争、对抗、危机、冲突乃至战争。在近代西方国际体系中，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奥匈帝国等在其大国的崛起过程中，都引发了大量的战争，有的通过战争取代了先前的霸权国。米尔斯海默甚至以这个逻辑来观察中美关系并得出结论说，中美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首先要跳出这种逻辑推理的思维方法。2014年1月22日，美国《赫芬顿邮报》子报《世界邮报》创刊号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发行的创刊号，刊登了对中国国家主席的专访。在专访中指出，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
的这种理念既来源于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实践发展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来源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学习和提炼。他的多次重要讲话，都大量引用《易经》、《老子》、《论语》、《孟子》、《荀子》、《商君书》等经典，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在倡导的“中国梦”、以民为本、以法治国、人与自然和谐一体、新型国家利益观等重要的治国理念中，都能见到中华历史文化精华厚重的影响。
所以，照搬西方处理大国关系的逻辑思维方法，掉进修昔底德陷阱的概率较高；而按中华历史文化的思维则有可能柳暗花明，避免掉进修昔底德陷阱，构建出大国关系的新模式。
中国避免跌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文化基因：和平思维、同舟共济、见利思义、以民为本
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对抗，首要原因在于对国际形势的误判。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就要使所有的大国明白，今天各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已经与过去完全不同，必须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从中国历史文化的和平思维中，指出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是新的时代特点，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全球化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联，不仅大大弱化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对抗的意愿，更显著降低了彼此发生冲突和战争的风险。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大潮流奠定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提。
因此，提出的中国推进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就是邀请所有大国，不论是老牌大国，还是新兴发展中大国，都来走中国正在走的和平发展的道路。所有大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就可以为构建新型的大国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起点。
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对抗，第二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都想过去的国际秩序，建立一个以自己中心并占主导的国际秩序。过去的英法之间、英德之间、英法俄与德奥之间、英法美苏与德意日之间、苏联与美国之间对抗和冲突的根源，实质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国际秩序的竞争和冲突，或者都是为了在国际秩序中获得排他性的主导和优势地位。所以，要避免大国之间、大国集团之间的冲突和竞争的灾难，就必须在国际秩序观上有新的突破。
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提出“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共同享受尊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共同享受安全保障，合作共赢是实现目标的共同途径，共同遵守规则。所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大国关系，将是所有国家参治和主要大国共治的关系，联合国、20国集团将在其间起重大作用，而不是原来大国关系的那种排他性恶性竞争。
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对抗，第三个根源是由于各自追求的国家利益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重大或根本性的矛盾。因此，要避免过去大国冲突的历史铁律，就必须彻底摒弃有你无我，以力取利、赢者通吃的以零和游戏为特征的传统国家利益观。在争取、维护、发展中国国家利益的外交实践中，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的精华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国家利益观。传统义利观的精华，就是孔子提出的“见利思义”。
这一新型的国家利益观与流行的国家利益观的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不仅是现实主义的，也是理想主义的，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结合；是考虑国家利益的，也考虑国际道义，把正义与利益结合；是考虑本国利益的，但同时也兼顾他国的利益，把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结合。比如，在中俄划界中，中国充分关照了俄罗斯切实存在的具体的问题。在与拉美国家发展关系时，也关注美国在拉美的利益考虑。提出的正确的义利观和新的国家利益观，成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
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对抗，其第四个根源是由于大国追求安全的结果，导致相互都觉不得不安全，你的安全是我的威胁，我的安全是你的威胁，每个国家集团安全的结果导致另一个国家集团的不安全，单独追求安全的结果最终导致冲突和战争。要避免过去大国冲突的历史铁律，就必须彻底摆脱大国之间的安全困境，建立以共同安全为目的的新型安全体系。
指出，“我们应该摒弃冷战思维，积极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新理念”。摒弃冷战思维，就是以平等合作、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强调共同安全时，强调这些安全措施的结果必须是有利于人民的，就是为本地区人民营造更加和平、更加安宁、更加温馨的地区家园，也体现了中国领导人不仅在国内政治中贯彻以人为本、以民为本，而且在国际关系中也贯穿这种思想。这使中国的新安全观超越了单纯的国与国的安全关系，开始真正形成一种涵盖国家与人民综合安全利益的新安全观。
中国避免跌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实践基因
从中国和平发展30多年的实践来看，中国的崛起也有许多方面不同于过去与霸权国争霸的那些新兴大国，与当年的英国、西班牙、德国、日本、苏联等崛起时的情况有重大不同：
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以单方面追求本国的权力为目的。中国并不认为现在的大国关系是一种零和游戏，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影响力的快速增加并不必然导致其他大国的影响力下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持续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发动机之一，许多国家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得到大量的经济利益。
中国不把任何地区视为中国的势力范围，不与任何国家结成排他性的、针对第三国的军事联盟，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小国、弱国的关系，也没有西方历史上那种大国与被保护国、附属国、势力范围的关系，这也大大降低了西方历史上那种大国之间的军事结盟引发直接和间接战争的可能性。
中国在和平发展过程中处理与国际环境的一个最基本的国策就是中国反霸但不称霸、不争霸，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永远不称霸是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既定国策。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最强盛的时候，没有在东亚和世界称霸，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体系和欧洲国际体系重大的区别，就是在东亚体系中没有发生过类似西方的三十年战争、十字军战争、一战、二战。中国的不称霸原则，即是中国和平发展进程的基本指向，也是避免与其他大国和霸权国发生大和战争的基本因素。
新型中美关系的构建是化解修昔底德陷阱必须解答好的重大命题
中美关系带有全局性和战略性，因此它会对其他的大国关系产生重大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在中美之间探索出一种合作而非对立、双赢而非“零和”、良性竞争而非恶意博弈的新型大国关系模式，就是化解修昔底德陷阱必须解答好的重大命题。
中美关系已经开始形成易经思维的那种阴阳关系。这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型大国关系。中国与美国之间没有边界领土争端等历史遗留的重大问题，并无你死我活你赢我输的零和博弈。中国不仅不现存的美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反而积极努力地融入了这个体系；中国不仅没有挑战现存的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反而积极遵守和维护以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准则为基础的现存秩序，甚至在许多方面比美国更愿意维护联合国机制、WTO机制。最易引起中美冲突的，尽管仍是中美之间的一个矛盾因素，但在中美大局中的影响和作用大大下降。中美关系似敌似友，非敌非友，退中有进，竞争中有合作，总的方向是朝着稳定对话和合作伙伴关系发展的趋势。
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访美期间明确提出，中美应努力塑造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为不同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建设积极合作关系树立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典范”。2013年6月，主席在与奥巴马总统的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中，用三句话概括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一是不冲突、不对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应成为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推进器。
化解修昔底德陷阱，构建新型的大国关系，需要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吸取新的思维、新的思想。提出的邀请大国与中国共同和平发展、以合作共赢为目的、以共同利益和兼顾他国利益为动力、以共同安全为核心等思想，是中华历史文化精华的体现，可以视为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构想。
国际关系论文 篇三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登上世界舞台，几乎与此同时，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也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发展中国家的智库在服务内政和外交、应对全球化挑战和参与国际事务的进程中也开始进入国际视野。
2013年1月24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所属“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TCSP）①研究小组公布《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智库问题再度引起世人关注。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智库在这份报告中的地位较往年有明显提升，特别是列入智库统计的数量、进入顶级智库的数量和排名地位都明显超过往年。尽管如此，在现有条件下进行比较，中国智库这个“思想产业”的发展仍处于滞后状态。
日本同许多发达国家一样，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些专门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综合性大型智库，它们涵盖日本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不断推出一系列政策报告。日本“综合安全保障”、“环太平洋合作”、“科技立国”和“贸易立国”等战略的制定，都与这些大型综合性智库机构有密切关系。也正是由于这些战略的制定才促使日本经济得以高速发展。其中著名的有野村综合研究所、社会工程学研究所、三菱综合研究所、日本综合开发机构、PHP综合研究所等。据不完全统计，日本拥有大小不等的智库1000余个，这些智库主要有社团、财团和企业法人等三种形式。可以说，日本智库对其政治外交、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发展作用日益彰显，因此，我们更应关注日本在智库建设上的经验。
日本智库发展建设的不同阶段
初创期。战前，日本就曾有过一些为军国主义制定对外侵略策略的知识密集型集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隶属于“南满铁路公司”的“满铁调查部”。它成立于1907年，是专门针对中国东北、苏联远东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情况进行调研的机构。“满铁调查部”在其存世的近四十年间，先后提交各种专题报告1万多份，堪称当今日本智库的“开山鼻祖”。
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外向型拓展，日本迫切需要解决国内外日趋尖锐复杂的矛盾，智库便应运而生。50年代后期，随着日本国土综合开发事业的发展，许多公共事业方面的智库企业纷纷涌现，日本智库逐渐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59年12月，前首相吉田茂创建了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并亲任首届会长。这是日本在外交领域的第一家智库，在国际上享有盛誉。2008年1月9日，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公布了除美国外全球最具影响的十大公共政策智库的名单，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赫然在列。②
摸索期。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日本迎来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智库也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智库综合机构诞生，国际业务增多向国际市场发展的趋势加强。日本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之后“尼克松冲击”和石油危机给日本持续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画上了句号。伴随着经济状况的急剧恶化，日本国内不断涌现出环境污染、市区人口过密以及高级信息社会的开发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开始暴露出仅靠社会学、经济学和工程学等一系列单个学科很难解决的缺陷。而需要从中央到地方自治体乃至大企业探索新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尤其需要的是一种综合性的、跨学科的研究才可完成。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智库热”在日本悄然兴起，十年里竟有100多家智库陆续诞生。如1962年成立日本经济调查协议会，1963年成立日本经济研究所中心，1965年成立野村综合研究所，1966年成立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1967年成立三井情报开发研究所，1969年成立社会工程学研究所。
形成期。70年代初期，“智库热”迅速席卷日本列岛。1970年成立三菱综合研究所，1971年成立未来工程学研究所和政策科学研究所，1973年成立社会开发综合研究所等。至70年代末，日本智库机构数量已达1570余家，仅“企业诊断”智库业的从业人员就多达5万人。1965年成立的野村综合研究所的前身是野村证劵公司调查部，它拥有广阔的国际视野且重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1970年成立的三菱综合研究所则由原三菱经济研究所、三菱原子能工业公司的综合计算中心和技术经济情报中心合并而成。野村综合研究所和三菱综合研究所都拥有数百名专职人员，称得上是这一时期日本智库中的“首屈一指”。
1970年前后，日本智库进入大发展时期，一些综合性强、声望高、实力强的智库机构多创办于这一时期。日本智库的蓬勃发展，给国内外均带来了较强影响。随即，日本政府萌生出建立国立公共智库的想法，集中起学术领域的众多专家，以分析主要的社会政策问题，确定相应的对策。1973年7月，日本国会通过《综合研究开发机构法》。根据法律，1974年3月，田中内阁成立由各级政府出资、经济企划厅和国土厅共同管辖的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简称“NIRA”）。NIRA财力雄厚，历届理事长都是日本国内首屈一指的“经济通”，因而很长时间内被称为日本智库的“总管”。③
发展期。80年代日本“智库热”继续“发烧”。由于日元升值，80年代后半期新建的智库多是以大银行和大商社为背景。其中著名的有三和银行系统的三和综合研究所、樱花银行系统的樱花综合研究所、富士银行系统的富士综合研究所、日本生命保险公司系统的日生基础研究所、大河证劵公司的综合研究所，等。这些金融、证劵系统的智库为适应日本经济在全球范围扩张的需要，在为政府和企业出谋划策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滞后期。90年代以来，日本智库进入发展速度渐趋缓慢的“盘整”阶段。其间，由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持续滑坡，一些财源基础脆弱的智库也被迫关门，智库总数较80年代减少了20%。但这一阶段也陆续有一些新的智库问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于1997年问世的东京财团和21世纪政策研究所。
东京财团的主要出资者是日本财团，它网罗了一批顶级学者，就日本的内政、外交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在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担任首相的五六年间，东京财团与政权中枢走得很近。21世纪政策研究所则隶属于经团联，其经费充裕，影响也比较大。同时，在地方智库中，堪称后起之秀的是由新潟县、青森县、山形县等11个县于1993年共同出资建立的环日本海经济研究所，其研究方向明确，实力雄厚，在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发挥着“领跑”的作用。
转型期。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日本国内外政治环境发生变化，日本外交决策机制逐渐由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智库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④这些研究机构多是由政府资助或直接隶属于政府相关部门；也有一些是属于独立法人的，但也和政府部门有着密切联系。这些机构对日本政府外交决策影响很大，其中有些对中国崛起的研究对策已被日本政府采纳。⑤例如，“海洋政策研究财团”堪称是日本海洋战略和政策方面最有影响力的智库，在日本海洋政策制定方面，出现了以海洋政策研究财团为中心的政、学、官、军界联合体，其通过媒体、研讨会、论坛等频频发声操纵舆论，影响决策。特别是日本近些年在离岛管理、低潮线维护、专属经济区、延伸大陆架、海洋资源开发、海洋安保政策等海洋政策、战略和立法制定方面，都与海洋政策研究财团及其关联的政官学军界密切相关。
据日本防卫研究所的研究指出，中国军费增长已进入活跃期，近年来年均超过两位数的军费增长令日本感到紧张，按目前的增幅，中国军费到2025年将是日本的7倍，到2030年将是日本的12倍，如此巨大的军费将用于何种目的，日本方面很难预测；日本智库对中日领土纠纷（问题及东海问题）和高度关注。日本冈崎研究所的冈崎久彦认为，“大陆一旦将会对日本的海上石油通道造成威胁，并形成中国对东南亚的战略优势地位，从而使东南亚地区‘芬兰化’。如果中国并增加自己在东南亚的影响，将会是一个‘世界性的’复兴，这些可能的前景将会损害日本的利益。”；日本国际政策研究所的隆星山在其研究报告《中日关系的改善进程及美国的角色—变化世界中的历史、价值观和现实主义》中提到，“、东海问题以及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中的三大结构性矛盾。”他认为近年来中国的军力建设已经打破海峡两岸的军力平衡，中国正在拥有武力的能力，中国或许有武力解放的倾向，到时势必将日本拖入战争中去。隆星山还认为是日本的领土，东海油气田应该按“中间线”原则划分。他认为中国是想“把整个东海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把中国的力量拓展到冲绳门口。”
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智库也帮助日本找到了新的商业机遇，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日益关注的环境和能源问题将会给日本的科技和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契机。日本的能源效率大约相当于中国的10倍，如果中国能够引进日本的能源技术，把能源效率提高两倍，中国就不再需要从世界各地大量购买能源。公害与环境问题也同样如此。⑥
譬如在日本的政策研究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的PHP研究所曾在2008年6月发表名为《日本对华综合战略最终报告》。⑦该报告预测中国将在2025年前后成为能与美国相抗衡的大国，并提出日本在与未来中国进行交往合作时应该采取的16条策略。⑧报告受到日本各界尤其是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
另外，日本国际关系论坛的《亚洲中的日本：我们该怎么做？》⑨也颇具代表性。该报告认为中国有着巨大的劳动市场和丰富的资源，同时中国领导人提倡技术创新，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优势和举措，都将促进经济在未来稳步发展。到202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达到2000年的4倍。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的关志雄研究员认为，中国的GDP将在2052年超过美国，中国无疑具有深刻影响21世纪世界历史的潜力。该报告同时也指出了中国在发展中主要存在的问题和隐忧。⑩
日本智库的运行机制
人员构成。日本智库机构一般都有比较合理的人员结构（包括层次、专业、年龄），形成了多学科结合的研究队伍，理工科出身的研究人员是社会科学出身的3倍。如三菱综合研究所共有510名研究人员，其中理工科出身有380名，社会科学出身有30名。日本除少数大型智库拥有庞大的研究队伍外，大多数智库机构规模不大，有的甚至只有2～3名成员。据日本《智囊团年报》提供的资料，在日本的250个著名的智库机构中，有150个智囊团的专业人员都在20人以下，虽然智库成员人数不多，但都很精干。日本综合研究所共25名成员，其中研究员有16名，并且专业各不相同。据统计，大多数日本智库机构，其研究人员数量占总人数的半数以上，有不少甚至达到80%以上。日本智库研究人员经常更换，中青年占主导，大多由30～40岁的研究人员支撑。据统计，这类智库占到总数的七成。
日本智库的工作人员中包括专职研究人员和行政官员，专职研究人员来自各个不同领域；行政官员一般均具有政府背景，有些甚至直接隶属于有关省厅。其中包括日本政府部门（如经济企划厅、科学计划厅、通产省和厚生省）以及地方政府部门、私营企业（如公用电器公司、财团）临时委派的官员。如NIRA的领导成员包括前日本银行行长、日本经济开发委员会主席、前国土厅事务次官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NIRA的思想实际上是建立在日本政界、商界、劳务界、学术界的诸要员的综合倡议基础之上的。
在官方色彩浓厚的智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首先是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从其诞生之日就与外务省关系密切，历任理事长和所长除个别外几乎都是外务省的推知大使；其次是亚洲经济研究所，其所长最初要由内阁会议任命，虽然目前已经降格为隶属于日本贸易振兴会的研究机构，但规模在日本政府系统中仍然独占鳌头；再次是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它是以防卫厅和经联团为后盾建立起来的，主要接受政府有关战略问题的委托研究；最后是日本防卫研究所，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952年的“保安研修所”，1985年改名为防卫研究所后一直隶属于日本防卫省，其所长、副所长均由防卫大臣任命。
此外，日本智库还主要来自民间筹资。其中一些民间的外交智库或聘用退职外交官，或由前外交官直接主持参与。如日本国际论坛理事长是前外务省东南亚一科的科长伊藤宪一。世界和平研究所曾由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于1988年创建，并一直担任该所的所长。
智库还积极聘请外国专家学者参与研究，如NIRA人员中就有来自美、德、韩和芬兰等国的优秀人才；再有，日本防卫研究所的政策研究部、地域研究部、军事史中心是其三大主体部门，80多名高级研究员承担着日本防卫政策研究、培训日本现役高级军官、文职官员以及和外国军事机构交流等多项任务，是日本名副其实的最高军事科学研究和教育机构。目前该所也邀请外国学者参加研究，美、中、德和新西兰等国的研究人员都曾到该所进行客座研究。
体制管理。日本一些专业性的智库机构，由于受特定因素影响较深，大型的智库机构一般都设有理事会来把握大政方针。如三菱综合研究所等都设有相应机构，理事会成员由政界、财界和学术界的名人组成，管理上实行高度分权和尊重研究人员个人创造性的体制，管理部门只负责组织专题研究，实行“课题小组负责制”定期商讨工作。如亚洲经济研究所设有“参议会”来负责审议业务方面的重大问题：设有“评议会”来负责审议事业计划、资金预算；还设有“调查协议会”来讨论课题立项等。日本各省厅所设立的审议会，其任务也主要是就各种专门问题进行研究，负责向省厅长官提出政策性的审议报告和调查报告。日本政府设有各种审议会212余个，委员达6000余人。
拥有一批有影响力和高学历、高素质的研究人员是研究工作获得成功的前提，因此，日本的著名智库研究人员的录用极其严格。如亚洲经济研究所每年只录取2～4人，但社会上有近百人竞争。对录用人员要求严格，成果要与薪酬挂钩，每年还要对研究人员进行考核，要求每人每年至少发表两篇论文。研究人员到了40岁，面临职级升迁，要请所外专家评议，尽管存在反对声音，但还是坚持延用这个客观公正的用人制度。日本的退休制度中，私立大学到70岁，公立大学到65岁，但亚洲经济研究所到60岁就要退休。同时，该所职员的职称是根据职员本人的申报而定。而职员们大多选择便于调研工作的“相对职称”，他们既可以对民间自称是“调查部长”，也可以向官方认定自己是“主任研究员”。因此，该所的职员往往具有双重或多重职称，但职称并不与薪金挂钩。该所的种种尝试是为了提高效率而进行的改革，尽管有待进一步验证，但它已在社会问题研究方面独具特色，在日本有“诊断社会机能的医生”之美称。
日本智库在组织上采取独特的“派出研究员”制度，即政府、大学、企业、研究所向智库派出研究员，工作2～3年，工资由原单位发，到期回原单位。如综合研究开发机构共有33名研究员，长期聘用仅有3人。
日本智库政策科学研究所规定，研究项目的主持人原则上都由本所研究员担任。在研究项目多、主任研究员有限的情况下，尽可能地给青年研究员压担子，促使他们尽快成熟，为青年人的成长、冒尖提供有利条件。如熊本开发研究中心规定以青年学者为中心的地区每周开一次恳谈会，同时还组织各种演讲会、报告会和讨论会，为青年人提供锻炼自己、展露自己才能的机会；神户都市问题研究所则有意识地吸收有学识的青年市民参加调研活动，至于给青年人提供学习机会和学习条件的现象，那就更为普遍了。此外，日本智库鼓励研究人员用英文撰写论文。如通产省研究所有60名研究人员（其中专职20人，外聘40人），2013年已80篇，半数用英文发表。
项目委托。在日本，智库市场上的供需基本保持平衡。咨洵市场的供给方有综合研究所、企业诊断机构、工程技术智库机构三类；需求方则主要分为政府部门和企业界两类。
就政府部门而言，其主要委托智库的内容包括城市问题、公害问题、教育问题及资源问题等；而就企业界而言，则主要涉及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效益和提高市场竞争能力等问题。
综合性研究机构汇集了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主要负责跨学科的综合性调查研究和接受政府部门的委托，然后进行各种专题的调查研究。如日本经济研究所每年80%左右的预算经费是通过向政府、技术职能部门申请获得的；此外，日本经济研究所还大量接受企业的委托，从事各种生产技术、科研项目、生产管理、劳动安全、卫生管理的技术指导，以及为企业提出各种设计、改进方案等工作。
企业诊断机构主要提供企业经营管理指导、技术指导、情报和人员培训等方面的智库服务。它是日本智库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就是针对企业提出的问题，深入调查，运用科学方法，对企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定量和定性的研究分析，找出原因，提出改进方案，并帮助指导实施，以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企业诊断对改善日本企业的经营管理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工程技术智库机构承担的业务主要包括土木工程的规划、设计，以及钢铁工业与建筑设计等技术方面问题的解决等。
科研管理。日本智库得到日本政府、地方等各方面的支持，包含政策支持与财政帮助。政策支持方面，日本政府计划让NIRA利用日本400多个私营部门的智库为之提供帮助，还可凭借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力量，开展综合性的政策研究。财政帮助方面，如NIRA的1985年资助捐款达到300亿日元，其中包括来自日本政府的150亿日元、地方政府的50亿日元和私营部门的100亿日元，各方每年的平均资助额约有20亿日元。
日本智库有严格的科研条例规定。如“综合研究开发机构”对NIRA有如下规定：以“和平”为思想基础；有助于了解经济、社会以及人民生活方式有关的问题；民主管理；经济独立；促进综合性研究与开发；向社会公开所有的发现，以有助于增加社会福利。
日本智库实行科学的评价体系。如亚洲所实行匿名评审，请外国同行评审，评审意见作为政府考核指标，也作为正式出版的依据。他们与著名的麦克米兰出版公司签订长期协议，对研究成果的出版做了制度保障。亚洲经济研究所在东亚影响很大，他们提出要努力建成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并鼓励研究人员用英文撰写论文，其中研究成果的30%多以英文发表，用以与国际同行交流，供决策部门参考。
日本智库十分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如亚洲所的图书馆藏书35万册，其中包括中国各县市的志书及统计资料、主要的中文报刊。野村综合研究所藏书之多即使在我国也少见。野村综合研究所不仅在东京拥有藏书4万册、各种杂志1200种、报纸65种和特种行业报纸88种，还拥有自己的“信息银行”，专门收集日本经济与产业的资料，另建有日本1700家企业财务情况数据库。三菱综合研究所则把情报处理作为所内三大支柱部门之一。NIRA还要求对各大研究领域加以评估，制订适用于NIRA研究活动的新组织结构计划。
对外交流。日本智库机构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从国内到国外，从地方的一个桥梁建设到国家的战略方针，从产业的发展方向到测定环境的具体指标，几乎涉及所有领域，囊括现代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影响着日本内政外交等各方面的发展。如“NIRA研究成果（NIRA Output）”不断公布的研究成果中，包括对各类问题的国内与国际专题论丛。“NIRA月刊”（日文）是一本专门概述NIRA研究活动进展的公共事业性杂志，而季刊“NIRA政策研究”（日文）刊登的文章则是由“NIRA Output”（日文）上公布的重大发现编辑写成，这些刊物和其他一些出版活动都是NIRA广泛宣传其科研成果的组成部分。NIRA研究计划部负责国内项目的计划、起草和促进工作，而与国际交流相关的活动则由国际合作部领导。再如日本防卫研究所由政策研究部、地域研究部、军事史中心三大主体部门构成，除了80多名高级研究员承担着日本防卫政策研究外，还承担着培训日本现役高级军官、文职官员以及和外国军事机构交流等多项任务，是日本名副其实的最高军事科学研究和教育机构。该所目前也邀请外国学者参与研究，美国、中国、德国、新西兰等国研究人员都曾到该所客座研究。
日本智库的组织特点
自主型。这类智库的研究力量很强，各种研究人才齐全，在研究领域可以“独来独往”，一般不需要从社会上聘请专家学者协助调研。如NIRA是日本最大的智库，该所有600多名职员，其中有近500名研究员。因拥有东京、镰仓两个总部而获“双头雕”之称，并在美国纽约、英国伦敦和中国香港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调研网；再如，三菱综合研究所，该所约有400名研究人员，人们常将它与NIRA相提并论；亚洲经济研究所，同世界上其他智库相比，其研究力量和情报资料丝毫不逊色。该研究所有300多名人员，常驻海外人员多达30人，调研队伍中配有懂英、法、汉、俄、德等16种语言的各种专业人才。
主从型。这类智库有一定的研究力量，尽管能在调研中起主导作用，但不足以在研究领域“独来独往”。由于群体的智能结构、知识结构不够完善，这类智库经常聘请社会上的专家学者协助研究，共同组成研究组。如通产省研究所60名研究人员中专职人员只有20人，外聘人员是专职人员的2倍，达到40人，超过半数以英文发表。再如日本政策科学研究所只有22名职员，其中主任研究员6名，研究员4名，但该所每年的调研项目多达30项，由于自身的力量有限，该所每年大约从社会上邀请专家学者500～600人协助调查研究。通常情况下，由主任研究员牵头成立课题研究组，按照课题的特点和自己的力量，有目的地聘请有关专家学者协同研究。原则上，主任研究员由本所的研究人员担任；亚洲经济研究所，原来隶属于通产省，现在附属于政府的贸易振兴机构，主要从事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是半官方的，研究经费主要来自政府预算，每年研究项目70～80个，有150名研究人员。该研究所重视与中国的学术交流，有13名研究人员专事中国研究，是研究所里最强大的团队，与我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很早就开展学术交流，有人员还参加过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共同研究，围绕亚洲经济所做的投入产出表，极为准确地定量分析了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其成果受到世贸组织及世界各国的重视。
协调型。这类智库的研究力量薄弱或根本就没有专职人员，甚至被人讥为“智囊点”。为发挥智库的功能和作用，它们主要是借助社会上的研究力量，自己只是起到组织、协调的研究辅助作用。如神户都市问题研究所不设专职研究员，只有4名职员维持日常工作。该所确定的调研课题，由关西地方专家学者和市政府的职员临时组成研究组完成。由于地方支持，且有市政府的官员参与，因此研究组成立后可高效率地投入调研工作。而熊本开发研究中心只有2名职员，其办事处设在熊本县厅企划课内。该中心的研究员主要由县内各个大学的教授兼任，并根据调研课题临时任命主任研究员。再有岐阜县智库拥有固定研究员6名，它根据不同项目的要求，聘请特别研究员（以当地岐阜大学和附近名古屋大学教授为主）牵头组成研究组。
综合来看，以上三种不同组织形式的智库，扩大了日本智库调研咨询的范围，几乎囊括了现代日本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和潜在问题，并涉足国际问题和未来问题。如NIRA对“国际环境的变化和日本的对策”的调研；未来工程学研究所进行的“谣言追踪”调研；熊本开发业研究中心对熊本机场、新港、新干线和高速公路的调研；国民经济研究协会对“地区构造和第三产业雇佣关系”的调研；日本综合研究所对“居民反对运动与居民协调”的调研；神户都市研究所关于“都市经营系统开发”的调研；文化交流研究所对“日本21世纪文化状况展望”的调研；中部开发中心对“名古屋公园城市构想”的调研；社会工程所对80年代“鸟取市、境港市和仓吉市发展规划规划”的调研等，均具有一定的特色、影响和价值。可以说，这些智库的协调范围十分广泛，无论来自社会上的何种需求，不分巨细，不论大小，各种类型的智库都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日本智库虽有不同的组织形式，却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即以集体的智慧，从未来看现在，站在战略的高度，从政策研究着眼，通过周密的调查和综合性、跨学科的研究，为解决社会各个方面的实际问题提供咨询，为制定各种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和战略提供依据，从而增加决策的可行性和科学性。这些功能和作用的发挥是与其运行机制紧密相关的。
在众多智库中，日本综合研究所在建所方针、规章制度、组织形式等方面均独具一格，自成一体。特别是在组织形式上的一些做法，更是让人耳目一新。日本政策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认为，智库不在人数多少，而在其研究成果的质量高低。
从近些年的发展中看，日本智库在组织形式上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多见“主从型”、“协调型”；第二，机构精简，人员精干；第三，讲究效率，不拘形式。同时其体制和组织形式也需不断调整、变化和完善。如由于智库以“主从型”和“协调型”为多见，因此研究力量略显分散；兼职研究人员因必须以完成本职工作为前提，导致难以竭尽全力为智库工作；资金不足使调研工作在广度、深度和跨度上受到限制，基础研究很难开展等诸状况。
日本智库给予中国的启示
深化智库认识，重视智库功能，改进智库政策。在日本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决策者出于各自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需要，十分重视智库的功能和作用，始终将智库建设放在重要位置，积极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并将其视为提升日本企业“软实力”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因此，我国也应深化对智库在科学、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中作用的认识，重视其在我国新兴知识产业开发中的重要功能，通过政策导向促进智库产业的发展，使智库与我国改革建设紧密关联，发挥其综合研究机构的最大潜力。
把握智库独立，调整智库结构，建构智库特色。作为人类的一种文化现象、社会存在与科学共同体，现代思想库是为社会不同决策层及其决策者服务的。在日本这样的国家，尽管日本智库具有相对独立性、自主性和客观性，但这些通常都是相对的，或者说形式上很难不受各种利益集团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渗透、支配和控制，这是因为它需要社会上不同利益集团作为经济后盾，而这些利益集团的资助并非完全是社会的公益性无偿资助，而是通过智库的贡献影响政府的决策和公众舆论，以维护其根本利益的。故此，我国也应顾及这些规律和特点，否则智库将不成为智库。智库的发展都与科学、经济和社会发展背景分不开，并通过自身体系的结构和服务领域的功能变化来适应社会的需求。
例如，日本为了适应“科技立国”的需要，80年代后期专门成立了官方的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经过不断的调整和优化，在日本形成“官”、“产”、“学”智库并举，大、中、小智库共存，以产业思想为重点的格局，并形成了现代智库向多元化、综合化和多极化发展的态势，这种调整与优化是通过日本官方和半官半民的形式来进行的。为此，我国应依客观条件把握智库自身发展的规律，以提高效率和效益为前提，提倡智库形式上的多样化。根据我国国情，在设立起高层次智库的同时，重点发展中、小型智库为主。不同层次的智库应有不同的研究重点，特别要注重“地方问题”的调研，形成中国特色品牌。
借鉴智库经验，改造创新智库，完善智库体系。在现代日本智库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注意对美国智库经验的借鉴、改造和创新。通过国际交流，尤其是学者之间的非正式交流，他们获得了大量信息，汲取了各国发展智库的经验教训，使其具有自己的特色，并将现代智库体系建立在较高的起点上，并按照科学规范和国际惯例运行。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些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但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这一思想应该运用于我国的改革开放中，以加速建构和完善中国的智库体系。为此，我国应建立智库管理协调机构并加强对各层次智库的管理与协调。除了进行一些综合性更强的调研外，主要是拟定适当的研究项目，委托其它智库进行调研或协同研究。以此沟通各层次智库之间的全方位联系，使我国智库系统发挥其有机整体的功能和作用。同时还应在我国各个“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区域开发别注意智库的发展，并以此作为特色。
（本文系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二战前后的冲绳问题及中日美关系研究”的相关成果，项目编号：11BGJ019）
【注释】
①该报告自2006年逐年发表，亦称《麦甘全球智库报告》，由詹姆斯·G·麦甘（James G. McGann）博士负责。
②[日]外交政策研究所编：《智库与市民社会》，2008年1月。http：///research/thingtank/mcgann.globalgotothinktanka.pdf。
③[日]宫川公男：「政策形成過程とシンクタン『総合研究開発機構の歩み――NIRA30年史，2004年，第7页。NIRA首任理事长为曾任经济企划厅综合计划局局长的向坂正男；第二任理事长为前共同厅事务次官下河边淳；第三任、第四任理事长分别为前经济企划厅事务次官星野进保、盐谷隆英；第五任理事长为东京大学教授伊藤元重。
④吴寄南：“浅析智库在日本外交决策中的作用”，《日本学刊》，2008年第3期。
⑤[日]総合情報開発株式会社：『シンクタンクの動向2007，。
⑥[日]五百旗头真：《战后日本外交史》，吴万红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
⑦[日]渡边昭夫：《日本的对华综合战略》「EB/OL2007「2009-11-26http：//rese-eign-policy/post-27.php。日本智库PHP综合研究所为松下公司前总裁松下幸之助所设，其与日本政界渊源颇深。“报告”撰写者均为日本顶尖的中国问题专家。
⑧《瞭望》：“澄清‘预测中国’的浑水”，http：//，《日本对华综合战略最终报告》认为，为引导中国成为“成熟的大国”，日本政府应从16个方面处理中日关系，如应定期举行日中美首脑会谈；积极推进东亚区域合作；制定长期的东亚和平目标；加强政府对外宣传等。此外，日政府应设立专门地区战略部门，制定对华战略，同时促进日中相互理解近代史全貌的历史研究，积极吸引中国资本、中国观光客来日，促进日本经济发展。
⑨报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将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同时中国有着巨大的劳动市场和丰富的资源，中国领导人在提倡技术创新，中国加入WTO等，都将促使经济在未来将稳步发展。因此，中国具有深刻影响21世纪世界历史的潜力。该报告也认为中国崛起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与隐忧，如经济管理体制存在很多漏洞、结构性调整困难、人口老龄化、环境恶化、各阶层和地区间收入不平衡等，因此，中国不能指望能像90年代中期那样爆炸式的双倍增长。
⑩[日]关志雄：“抓住中国崛起的商机—反驳日本媒体渲染的中国威胁”，《国际贸易》，2009年9月。
国际关系毕业论文 篇四
摘 要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对涉外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但近年来却出现了部分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生就业不理想，而很多外经贸行业找不到合适毕业生的矛盾情况。其主要原因是部分高校课程体系偏离社会需求。应该重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提高毕业生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
关键词 课程体系 创新能力 专业特色
近年来，中国加快了全球化趋势下与世界经济融合的进程，已经形成了“全方位、深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出现了“国内竞争国际化、国际市场国内化”的局面。这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毕业生创造了更大的就业空间。一方面，外资企业“走进来”，几乎渗透到中国的每一个行业，外资企业开展业务急需一大批国际经贸专业人才；另一方面，国内各类企业的涉外程度普遍提高，产品出口国外和原材料、中间产品国外进口的比重大幅增加，特别是在我国“走出去”战略指导下，一大批国内企业已经或正在走出国门直接到外国从事生产经营，企业涉外业务的增多无疑大大增加了国际经贸人才的需求。但同时出现的一种矛盾的现象是部分学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就业不景气，很多该专业毕业生从事与国际贸易根本没有关系的工作，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一、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结构过于专和窄，即专业主干课方向偏专，专业选修课过窄
在专业主干课方面，大多数高校专业主干课基本为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实务、跨国经营与投资等课程，专业课程过分偏重于国际贸易领域，国际经济领域的课程偏少；在专业选修课方面，专业选修课的面过窄，选修课程不仅数量少，而且涉及的课程也主要涉及国际贸易领域，缺乏区域性研究课程，也缺乏培养学生语言表达和沟通、人际交往与中外文化风俗知识等方面的课程。学生可以选择的余地小，缩小了学生的知识视角，削弱了该专业毕业生未来的工作适应能力。除此之外，专业主干课与专业选修课之间的内容交叉现象也较严重，大大影响了教学效果。
（二）课程设置“重理论、轻实务”
过于偏重理论课程，忽视实务课程，一些重要的实务性专业课程开设不足，造成学生知识结构不完善。通过对用人单位实际调查显示，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并能熟练操作业务，在从事进出口业务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尤其对于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应届毕业生来说，良好的专业能力素质不仅能有效缩短与用人单位的“磨合期”，较快进入角色，而且能提高工作的自信心，降低工作压力，真正做到爱岗敬业。目前用人单位普遍反映应届大学毕业生动手能力差，很多人由于业务素质达不到企业的要求而感到工作压力太大、难以适应而频繁“跳槽”换岗。这说明我们的专业课程设置过多注重理论知识教学，而在专业深度开发课程和实战操作课程上还相对薄弱，需要根据社会需求在课程内容、时间安排、教学方式等环节作进一步调整和完善。
（三）课程设置中对创新能力重视不够，培养形式相对单一而缺乏个性，不利于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形成和创新潜力的发挥
创造性能力素质培养，在课程设置中主要通过实践性教学环节的学习和训练来实现。具体包括专业实习、学年论文、学期大作业、毕业实习、毕业论文、课外创新实践等。实践教学为学生创造了开放的空间，动态的场景和发展变化的社会背景，是学生掌握课堂知识的重要载体，更是激励和引导学生自主创新的动力和源泉。通过调查显示，目前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创新能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职业适应能力、业务拓展能力、知识更新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其中业务拓展能力是核心和关键。
二、适应市场需要，重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
（一）调整课程体系，形成符合不同人才培育目标要求的课程结构
不仅要强调“基本经济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实务”三位一体，而且每一版快中的每门课程均要根据其在专业培养目标中的地位、作用进行整合，强调各门课的相互协调，加强课程内容的有机结合，体现课程之间的主次关系、层次关系及内在联系，以实现课程体系的整体优化。课程体系的优化需要体现在广和深两方面。广的方面，要做到课程涵盖的内容能够满足国际贸易发展对经贸人才的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基本的经济贸易知识，而且要了解外部商业环境和投资环境的相关知识（其中包括相应的法律、政治环境）。
（二）重新设计课程体系，提高实务性专业课课程比重，突出专业特色
在长期过分强调“厚基础”的培养目标指导下，多数高等院校的实务性专业课开设严重不足。认为学生只要有经济学理论方面的基础，专业课特别是操作性较强的实务课便可有可无，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通过“干中学”就可以厚积薄发，发挥后发优势。殊不知，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高效的企业要求学生能迅速“上手”进入角色，发挥科班毕业生的特长，而根本不会负担毕业生长期适应和在职培训的高额成本。由于目前的课程体系中，财经类各专业所开设的经济学基础课相差寥寥，专业基础课也区别甚微，而惟一能区别学生专业特色的实务性专业课严重不足，必然导致各个专业都没有明显的“专业”特色。其直接后果就是毕业生择业困难，或在工作中由于专业方面的“短腿”
（三）加大对创新能力素质的培养力度，改变创新能力素质的培养方式，走出课堂，面向社会，开阔视野，对实践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和考核方式进行改革创新
（1）积极改进和完善进出口模拟操作训练，配备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青年教师指导学生模拟训练，让学生在仿真国际贸易环境中体会贸易全过程，促进知识向能力的转化，这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基本前提（2）完善并强化国贸专业的专业实习、毕业实习的组织和执行力度，巩固课外专业实习基地，保障学生能按照教学计划进入对口涉外企事业单位实习和训练，通过实习单位指导老师的传、帮、带，积累相应的工作经验，这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实践要求。
总结：根据笔者的实践工作和教学工作经验，认为其主要原因是一些高校在课程体系上未能根据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及时调整和更新，从而使本科生培养工作暴露出许多弊端。
参考文献：
[1]李玉。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设计研究《商业经济》2010年第3期
以上内容就是众鼎号为您提供的4篇《国际关系论文范文》，能够给予您一定的参考与启发，是众鼎号的价值所在。
